聯合國氣候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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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0

城市如何落實《巴黎氣候協議》的目標?

如果你有留意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消息,都可能注意到內裡的談判和進程,都與城市不無關係。城市在氣候變化的角色非常重要,就連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都正籌備一份相關的特別報告。我們生活在城市,如何從城市的角度落實《巴黎氣候協議》的目標?

城市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角色有幾重要?

全球80億人口當中,有44億住在城市。城市耗用大量能源,支持人類的生活所需,造成全球約70%的溫室氣體排放都是來自城市,當中以建築物及運輸的比例最高,而建築物耗電及運輸就去別佔去全香港約60%及19%的碳排放。隨住城市的擴張,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會越來越多,預計去到2050年,全球70%的人口都是在城市生活,進一步提高城市的溫室氣體排放比例。另一方面,城市是人才、資源及技術的集中地,可以為不同的減碳及推動可持續發展項目創造成功的機會。這就代表城市的減碳計劃,對控制氣溫上升有關鍵作用。

城市面對甚麼氣候風險?

城市正面對各種各樣由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風險,其中尤以越來越頻密的極端天氣事件、熱浪及海平面上升為甚,而這些都是香港及其他城市需要加強氣候韌性的原因。低碳想創坊的「低碳社區行動」就透過不同活動為葵涌區居民節能減碳及加強社區應對極端天氣的準備,共同建立具氣候韌性的社區。

另外,當發展中國家面對氣候危機,農村的居民往往遷向資源較豐富的城市,例如孟加拉首都達卡每年從國內郊區接收大約40萬人口;中國國內亦急速城鎮化,過去十年有超過1.4億人口從農村移入城鎮。這些大量遷入城市的人口,加劇市內基本服務的負擔,造成貧困、排他及生活環境欠佳等問題。

氣候變化對城市的影響持續嚴重,如果未來地球維持高碳排放,預測去到2040年,超過20億在城市生活的人可能會面臨至少攝氏0.5度的氣溫上升、最少600個城市會面臨更乾旱的環境、同時最少900個城市的環境會更濕潤、還有最少2,000個城市會位處於海拔5米以下的低窪地區。

城市也可參與國際氣候討論嗎?

一般理解,外交事務是屬於國家中央政府的職責範圍,與城市及地區政府無關。但隨著城市的政治經濟角色日益重要,「城市外交」興起,城市和地方政府也可以運用外交在國際社會中捍衛特定的利益,其中氣候變化就是一個明顯例子。雖然氣候變化大會的談判仍以國家為主導,但自第一屆大會開始,地⽅政府和市政當局(Local Governments and Municipal Authorities Constituency, LGMA)就以觀察員的身份,一直參與氣候談判,並發展出例如C40城市氣候領導聯盟(C40)及宜可城—地方可持續發展協會(ICLEI, ICLEI –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其中C40是由接近100個大城市的市長組成的應對氣候變化網絡,代表著5.8億的城市居住人口。香港與另外12個國內城市,都是C40 的會員,而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亦是C40中東亞地區城市的指導委員。在亞太地區,CityNet 連結亞太城市,應對氣候變化下城市面對的挑戰,最近低碳想創坊亦成為CityNet 的聯合成員。除此以外,低碳想創坊亦早於2015年派代表出席COP,今年亦派出十位代表前赴COP29,包括八位青年氣候倡議培訓的學員及畢業生,於阿塞拜疆密切監察氣候融資、氣候減緩等多個議題的談判進度。

香港作為發達城市,又可以如何協助落實《巴黎氣候協議》?

香港作為亞洲發達城市,應該在政策、融資和科技等領域,向全球城市起示範作用,促成落實《巴黎氣候協議》。城市可以自行定立減碳目標,香港亦目標在2050前達至碳中和。低碳想創坊的《巴黎氣候監察:香港氣候行動報告》就比較香港和其他五個東亞城市,包括首爾、新加坡、東京、深圳和廣州的氣候行動。香港仍需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產能和能源效益目標,並與鄰近城市合作,促進能源科技創新和應用,以達致能源轉型;香港的氣候適應工作在基建外亦需包括社區參與,充分關顧不同弱勢社群對氣候適應的需求。在氣候融資方面,香港更應發揮自身的金融地位,成為可持續及轉型金融治理的示範單位,創造條件,促進全球企業進行氣候投資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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